战火中的青春

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，战斗在沂蒙山区，抗战时期，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，百折不挠，英勇战斗，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。父亲经常对我说：1942年冬天到1943年春天，是我们武工队最艰苦、最困难的时期。对敌人的斗争异常激烈、艰难。我们的根据地在敌人扫荡时，遭到了严重的摧残，而且缩得很小。日本侵略军、国民党投降派和顽固派勾结在一起，共同打击我们，蚕食我们根据地。因为我们有正确的路线，有党的正确领导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，有战斗意志很强的八路军广大指战员。最后，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战胜了敌人。
战火中的青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跟随小编一起看看吧。

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，战斗在沂蒙山区，抗战时期，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，百折不挠，英勇战斗，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。

父亲经常对我说：1942年冬天到1943年春天，是我们武工队最艰苦、最困难的时期。对敌人的斗争异常激烈、艰难。我们的根据地在敌人扫荡时，遭到了严重的摧残，而且缩得很小。日本侵略军、国民党投降派和顽固派勾结在一起，共同打击我们，蚕食我们根据地。因为我们有正确的路线，有党的正确领导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，有战斗意志很强的八路军广大指战员。最后，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战胜了敌人。但是胜利来之不易。”

47、一次互不相让的“争论”

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，是瓦窑堡会议确定的，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。

　　在敌占区开展武装斗争，不仅要同日军、伪军作战，还要面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。

据父亲记载：“我们在和敌伪军的三角斗争中，最难办的是同国民党顽固派加投降派的斗争问题。我们既要讲团结，又要讲斗争，有时候，分寸很难掌握好。

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人员，利用我们讲团结的政策，一方面和我们高喊抗战口号，另一方却和日伪军勾结，妄图打击和摧残我们的力量。

1943年春天，一位自称国民党区政府的工作人员，一位自称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人员，在杨家庄和我们相遇。不一会，我们武工队四个人刚刚离村，十几个伪军就围追而来，因为是白天，我们不宜同敌人交火，只好迅速逃离摆脱。我们经过两个村，和敌人周旋两个多小时，进了张铁峪，在群众的掩护下才得以脱险。

敌人距离我们只有几百米，我们进了张铁峪一家住宅的后院，一位姑娘正在院子里推磨，我们进院说明来意，她让我们进了北屋，然后她将门锁上，装作没有事似的继续推磨。一会，伪军十来个人进了院子，问姑娘：“八路军藏在哪里？”姑娘说:“你们没说话了，明明看见我推磨还问我八路军藏在哪？这不是讹人吗，欺负我，也算你们有本事。”伪军指着房门说：“打开门(指我们藏的北屋），我们进去看看。”姑娘没有好气地说：“没有钥匙。”一名伪军嬉皮笑脸地说：“钥匙在哪里？”。姑娘回答：“在我哥那里。”伪军进一步追问：“你哥呢？”姑娘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去我姥姥家了。”伪军不依不饶地说：“我们得进屋去看看。”姑娘说：“要看，你砸开门看吧。”伪军看问不出什么，说了一句。“看在你的面子上不看了。”说话期间，这伙不知羞耻的伪军，这个抓姑娘一把，那个推姑娘一下，满嘴胡说八道。伪军只顾着挑逗姑娘，就不再问八路军的事了。而姑娘逆来顺受，忍辱受屈，完全是为了掩护我们。

这个村只有十来户人家，我在此住过多次，许多人都认识我。我们从门缝里看得很清楚，姑娘为我们忍气吞声，我们十分仇恨这伙伪军，恨不得立即消灭他们，但我们人少不宜硬拼。我们十分感激这位姑娘不顾个人安危救了我们。

伪军走了以后，我们悄悄地打开了房子的后门，出村脱险了。

我们回到驻地，带上我们班的十六个人，来到张家庄。发现那几个自称是国民党的人正在和几个伪军喝酒，我们立即抓住这几个人，经审问伪军，才知道就是那几个自称是国民党的人向伪军报告了我们行踪。我们把那几个国民党人员捆起来，狠狠揍了他们一顿，算是教训了他们一顿。

后来，我向武工队队长汇报了此事，区长在一旁说我违反了抗战政策，并说我惹了乱子，上级追查下来要我负责。我反批评他是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右倾，不敢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。他当然不接受我的批评，我自然寸步不让。区委书记，武工队长在一旁一言不发。区长说：“统一战线是团结对外，你打国民党人员不打伪军就是破坏团结。”我说：“你这倒像是国民党人员讲的话。统一战线是有原则的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”就这样各讲各的，他不让我，我也不让他，说了一阵子，不了了之。”

48、为完成任务“打了村长”

父亲在武工队时，经常执行为部队筹措粮食、军服军鞋等任务。有一次，他为了完成任务，打了一名不按期交鞋的村长。

父亲回忆：“1943年4月，部队要执行作战任务，急需要统筹一部分军鞋。汪沟区武工队以班为单位分配了筹鞋数量，并且限期完成这个任务。

我们先到各村下了通知，告诉他们军鞋的数量和上交时间。然后，再到各个村按数收缴。因为情况不同，各村交的鞋有快慢之分，但基本上都按数按时完成。

唯有曾家村，鞋子交了不过半数。我和村长反复讲道理，他一直说收不上来。曾家村是一个大村，这个村欠一半的鞋，几个小村也顶不上。所以我也一直坚持，要村长想办法交齐不可。我们正说着，他突然火了，说了一句：“我们交不上，你看着办吧。”我一听这话，即可火了，一怒之下，我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，在场的人，赶紧把我和他隔开，我命令几名战士立刻把他关起来。这种举动出乎他的意料，也出乎我们班和在场的其他村几个村长的意料，连我自己也茫然了，我为什么要打人？打人违反纪律，影响不好，这不和日伪军、国民党一样了吗？为此，我后悔极了。

打了村长之后 ，我在想，曾家村这位村长，我们区中队很多人都说他，平日里满嘴甜言蜜语，就是不办事，我也有同感，这也是我打他的主要原因。他之所以如此，今天和我顶牛，是因为平时汪沟区领导都顺着他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今天捅了马蜂窝。

过了一会，这个村长对看管他的战士说，要和我见个面，他有话要向我说。我和他见面后，他向我提出，如果放他回去，明天晚上一定把鞋子交齐。我从看他的小房子里把他带出来，当众向他道歉：“我打你是不对的，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，请你批评。我给你道歉。”说完后，我向他深深鞠了一躬，在一旁的人齐声说：行了，这事不算什么。他也谦虚地说：“这也不能全怪你，你任务在身，我不该呛你。”第二天晚上，他果然交齐了军鞋。

回到区里，我说明了情况，并作了自我检讨。队长批评我说：“据我所知，你这是第一次打人，以后不能再犯。打人影响不好。”对队长的批评，我自然是心服口服的。”

49、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

武工队在敌占区活动，经常是三五人一组，分散行动，遇敌作战，尽量避免正面作战，因为敌强我弱，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只能如此。后来武工队力量发展壮大，对敌人敢于正面作战了。

父亲说：“1943年春天的某日，我们下村的各班，接到命令到上草沟村集合。

一天，我们刚吃过早饭，汪沟据点来了一百多个伪军。我们武工队四十几个人，立即在村南边迎战敌人。战斗打了一个多小时，敌攻我守，我们用火力猛烈阻击敌人，敌人进攻一次，被我击退一次，敌人企图夺取我军占领的高地，几次进攻未成，只好丢盔弃甲撤退了。

这是近年来，在敌人统治区的腹地，大白天我们和敌人展开的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的一次激烈战斗。汪沟据点的伪军不少人是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军的，大队长齐某就是国民党的一位营长。敌人的装备、战斗力在这一带的伪军是数得着的，因为我们八路军武工队人数、装备也在发展壮大，这伙敌人和我们交手后，打不过我们，只好败落撤走了。

这一次战斗的胜利，对周边影响很大。“汪沟据点的伪军出来，叫八路军区中队打跑了。”当地老百姓都这么传着。

从此以后，其他小据点的伪军，再也不敢和我们正面较量了。”

50、掩护汪沟区长突围

父亲记载：“1943年6月，我们班驻在沙岭子，这里离汪沟据点仅两公里，汪沟区长带一个班驻吴家庄。

有一天，我们刚住进老百姓房子，铺草还未摊开，村公所来报告说：梁团一个营要住这个村和附近的村，现在正在南场集合。叫村长陪他们去看房子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觉得这个村子不大，敌人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，我们不能住在村子里，得赶紧撤离。

我带领我们班立刻出村向北快步走去，这时候天已经很晚了，出了村，我们沿高粱地猫腰往西北过去，那里距村子有一里路的地方，有一块林地，我想到那里探听一下，住在吴家庄我们武工队那一个班的情况。

我们本来可以走得更远一些的，但考虑到万一区长和那个班在吴家庄和敌人打起来，我们在此可以接应一下。所以，尽管这个地方有一定危险，我决定还是暂时在这里停一下再说。

结果区长带的这个班没有出村，便被敌人发现，在敌人集合起来要包围他们时，他们才开始突围。我们一听枪响，就知道区长和那一个班要向外突围，为了掩护区长突围，我命令大家集中火力，向敌人开火，把敌人吸引过来，以便掩护区长他们突围出村，待区长一行出村以后，敌人停止了追击。

这一仗，我们伤了一个人，丢了两支枪。”

51、打乱敌人计划

父亲记载：“ 1943年6月，敌人为加强对敌占区的统治，试图将敌汪沟乡划出一些村庄来，成立店子乡，并委任了一名乡长。

某日中午，我们得知这位新任的乡长从汪沟到小主山敌据点去。武工队队长交代我带领两名战士，在他必经的路上抓住这名伪乡长。一班长姚现法要和我一起去，他说他认识此人，认识他，这一点很重要，我赞成他去，队长同意我们两个人都去。

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两位班长抓住这么一个人，如囊中取物。

我们轻松地出了村，走了约一公里，选好设伏地点，即刻隐蔽起来。

我们等了将近两个小时，被晒得头昏脑胀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，有没有伪乡长。突然，眼尖的姚现法同志和我说了一句：“来啦。”

我们临来时，队长告诉我们，此人罪恶不大，只能抓活的，不要打死他。这个乡长走近我们隐藏的地方，姚现法同志跃出身去，对他喊了一句：“站住。”伪乡长立刻掉头向南奔跑。我们拿着枪，身背弹药，他空着手，加上还有几十步的距离，无论我们怎么跑，何能追得上一个赤手空拳的人，追了一会，让他跑掉了。我对姚现法说:“我们回去挨批评吧。”姚现法同志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不要紧，这次抓不住，下次再抓。”

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部队住地，向队长汇报了情况。

后来队长告诉我们说：“死人让你们抓活了。”这位新委任的乡长，坚决不当这个伪乡长，这个乡也没成立。也许与我们抓了他一次不无关系。

52、抓住通风报信的坏人

父亲在沂蒙山区武工队开展工作时，和当地群众都很熟悉，但也有坏人盯上他，想活抓父亲刘乃晏。

父亲回忆：“1943年7月，我们六个人在汪沟一带活动了一个多月，想来一个村休息几天。

一天，我们吃过早饭，女村长对我们说：““今天吃了饭你们可得躲躲。”我满不在乎地说：

“躲什么。”女村长回答：“今天 ，敌据点要来人。”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汪沟区委孔书记说：“我们早些走吧。”他催促我们赶紧离开躲出去，我们边走边议论，觉得有些事情有些蹊跷，我们商定去北山腰一座庙里去观察村里情况。

地里的高粱已经长得很高，我们沿着向北山的一条小道走了不到两里路，进了一座小庙。庙周围都是高粱地，这个地形对村子是居高临下，便于观察，便于行动，便于应对情况，也不影响我们休息。我们进庙以后，摘下门板，安排了警戒，我就想睡觉了。

可是年龄最小的战士王洪泉手拿一片鲜草叶，谁要睡，他就把草叶在谁的脸上扫动一下。孔书记提议:“来，我们惩罚他一下子。”我们正在捉小王时，哨兵进屋报告，敌人进村了。我们几个人一起在庙门口向村里观察。

五十多名伪军，向我们原来的住处，村东头独院径直走去，伪军将小院四面包围，在院墙外，踩着凳子，枪伸向院子里，向房子大声叫喊：“八路军出来投降，交枪饶你们的命，不出来开枪啦。”喊了一阵子，伪军确定房内无人，才敢进到院子，搜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找到，伪军转而威胁附近在场的老百姓，用枪指着老百姓的胸口恶狠狠地问：“八路军上哪去了？快说，说了没你们的事，不说你们就是通八路。”在场的群众都知道我们是刚由此出门上了北山，但都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不知道。”伪军没办法，只好撤回去了。

事后，我们都在思考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。

李文彬同志判断说： “一定是有人报告，不然敌人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我说:“一定要叫村长说清楚。”孔书记说：“那得你问村长”。我气愤地答应说:"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。"

太阳将要落山时，我们回村里去吃饭，女村长一直在场，并对我们说：敌人来了多少人，怎么问的群众，后来怎么走的。我们只是吃饭，无人说话。我们刚吃完，她就要走，我对她说：“等等。”她问：“有什么事啊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有事。”

我问她：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的？她支支吾吾地不想说。她看了看孔书记，为难地说:“这事你就别问了吧，反正也没受损失。”我坚定地说:“我们非摸清楚不可。她仍然不想说：“算了，以后再说吧”我回答她：“不行，你得给我说清楚。”她见我很严肃，知道不说不行了。

她有些顾虑地说 ：“那我就说给你听听，你可不能对旁人说是我说的。” 我说: “这事你放心，不会对别人说。”她告诉我说: “你们是前天晚上来的吧？”“是的”我们答复她。 她说：“昨天晚上朱连举过来说：“明天要来抓刘乃晏。” 孔书记问：“他听谁说的？”朱连举是当地地主、名流，我县参议，我因公经常去他家，他全家都认识我。

女村长继续说： 昨天上午朱连举六闺女到西城子（青驼寺西边的一个小村庄）孙保昌家（当地土绅）走亲戚，晚上刘乃仕（伪军大队长）在孙保昌家喝酒。喝酒后对孙保昌说：“表叔，明天我抓几个八路军来给你看看。”孙保昌说：“八路军那么好抓的？”刘乃仕说：“今天上午曾光秋向我报告，说刘乃晏带六个人住在窝庄村东头那个独院里。”这伙汉奸一走，六姑娘就回家跟她爹说了，朱连举来跟我说时天已经黑了。

刘乃仕和我是一个村的，他读过几年书，从小不务正业，在国民党军队当兵，后来当了汉奸副大队长，此人很坏。1942年春天，他托龙口村的一个人，瓦解过我。说今后是皇军的天下，八路军长不了，只要我到他那里去，亏待不了我。要是带几个人去更好。此事当场被我严肃拒绝，并告诉他，以后再提此事，我就以通汉奸罪把抓你起来。那人再没向我提及。曾光秋，是窝庄人，在刘乃仕汉奸大队当过伪军，被我军俘虏后，释放回家。看来此人贼心不改。

听完这些，孔书记说：“好啊，问清楚了，我们休息吧。”

我们回到住处，孔书记说：“我们回山里去吧。”我说:“我想在这里再住几天。”孔书记笑着说:“你这家伙，我差点陪你出了殡，还不想走啊。”我只好答应:“好，走，怎么处置那家伙？”我问孔书记，孔书记下了决心说：“我们一定要抓住他曾光秋。”

一天，我们和孔书记刚进村里，正好遇上曾光秋，他和村里一些群众在一起。群众见到孔书记都称呼孔书记：“老孔。”曾光秋正想和孔书记搭话，我命令他站住，我拿起肩上的枪，子弹刚上膛，孔书记把我的枪口举到空中，同时命令李文彬，把曾光秋捆起来。曾光秋胆战心惊但又故作镇静地说：“老孔，都是熟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做的事，你自己清楚。”李文彬同志熟练地将曾光秋捆起来。李文彬对我说:“捆得很紧。”我退出上了膛的子弹说：“今天算便宜了你。”曾火秋一看我退出了子弹，他自知差一点命就完了。孔书记说:“押走。”我们带着坏人回山里了。

孔书记担心我在路上处决曾光秋，一直跟我说：“回去要好好审问他，看他还能供出什么情报。审问清楚后再处理也不迟。”

老马根据父亲刘乃晏口述和手稿整理